（二）自治权行使应尊重相邻人合法权利 公立高校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独立个体，其在客观上与周围社区形成了相邻关系。

为了避免由于上述那些理由使得对于原告来说由法院进行权利救济被空洞化，作为所谓的假处分制度适用排除的代偿性措施，《行诉法》特地承认了这种特例停止的制度。有观点认为，正当的补偿应当是客观性的基准，伴随着施行公共事业的损失补偿都要满足该基准，故而有必要基于《用地补偿基准》来具体地计算补偿额。

许多自治体制定了以土地利用的规制及调整为目的的条例及纲要，其作用体现为填补法制度的空隙或者补完其不充分性。[49]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土地收用法》完全排除了对周边居民的利益予以保护。从前，日本在收用委员会的裁决程序阶段，也有事业的认定中公益性判断成为问题，结果是拖拖拉拉地进行讨论，导致程序迟延的情形。该判断完全根据国民经济的、专门技术性的观点，对起业地内的土地等的权利者的不利和由于土地收用所实现的事业带来的公共利益进行比较衡量。一般认为，下列情形违反信赖保护原则：（1）在适合于法令的事业许可等申请后，完全以阻止该事业为目的而制定法令的场合。

（五）程序性基准及其理论支撑 既然难以对土地规制和收用的补偿作出是否达至正当的补偿之判断，那么，不如致力于制定客观化了的用地补偿基准，并将其适用于所有公共事业，以谋求统一补偿额计算的判断，实现与专家判断相同的效果。当然，在仲裁中，将难以像和解那样全部以合意推进。虽然二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无差别，但上述差异不利于保证党内法规的统一和严肃性，对二者的表述应当统一。

其次是立规根据的规定。[3]上述问题在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同样存在，这就要求今后在党内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中要补足短板，提升党内法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党内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制定并遵循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即是可循的路径之一。[18]密尔认为：几乎没有任何脑力工作像立法工作那样，需要不仅是有经验和受过训练，而且通过长期而辛勤的研究训练有素的人去做。有的使用的是机构的全称，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当下党内法规领域尚无专门的规范制定技术的规则，只是在《制定条例》第十五条较为笼统地规定：制定党内法规应当统筹进行，科学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构建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10]通过客观的标准，一方面能够为党内法规的起草提供较为清晰的指引，提升规则的质量。

在党内法规制定主体不断扩大，党内法规规定的事项越来越广的情况下，确保党内法规的质量也需要关注对党内法规制定者的制约。如果能够应用立规技术科学合理的设定权利义务，表达立规意图，保证党内法规体系内部融洽，将有助于党内法规的实施和适用。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13]这一目的往往就规定在相关规则的第一条，如果未规定制定目的，将会使我们在探求其立规意旨之时存在一定的困难。

而作为基础的规则若制定得不好，过于抽象、规则不健全、体系不完整、规则间相互打架，势必会影响党内法规的实施和适用。科学的方法是直接表明依据何种上位法或者上位规范制定本规定，当然，若能像《国务院组织法》一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国务院的规定，制定本组织法将会更加明确。201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武汉、福州、青岛等7个城市开展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要求重点围绕基层党建、作风建设方面探索制定党内法规。在党内法规术语使用方面，党内法规有部分用语与日常生活用语相同，也与国家法的用语存在重合之处，如选举权利等。

（二）党内法规内容表述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般而言，党内法规都会在其第一条表明立规目的，如《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的制定目的是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学者认为：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抽象的条文并不能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

考虑到党内法规的现状，无需完全套用国家法的立法模式，可以考虑在法规篇幅较长之时设定目录。（二）增设对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适用情况的审查程序 根据新修订的《备案规定》的规定，党内法规备案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性审查、合法合规性审查、合理性审查、规范性审查。

现实中部分党内法规并未按照这一模式命名，如《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未明确其适用范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当建立立规助理制度，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立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22]。[14]可见语言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立法的质量。党内法规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党内政治生态、相关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对党内法规作用的认知等。有的党内法规是对某一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的，使用的是条例，而有的使用的是细则，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规定其制定目的是为了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

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为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释: [1] 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N].人民日报,2018-02-24(001). [2] 宋功德.坚持依规治党[J].中国法学,2018(2):5-27.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4-10-29(002). [4] 孙潮.立法技术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6] 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33-36. [7]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3. [8] 魏治勋,汪潇.论地方立法技术的内涵、功能及科学化路径——基于当前地方立法现状的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6-134. [9]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19-224. [10] 田林.关于确立根本性立法技术规范的建议[J].中国法律评论,2018(1):182-189. [11] 邓世豹.立法学:原理与技术[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300. [12] 朱力宇,叶传星.立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61-262. [13] 王利明.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14-415.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8-249. [15] 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64. [1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7. [17] 周叶中.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思想引领[J].政策,2018(6):5-7. [18]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3,55. [19] J·S密尔.代议制政府[M].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4. [20]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时的讲话[Z].2013-10-17. [21]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217. [22] 秦前红,李元.关于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探讨[J].法学论坛,2004(6):31-35. 作者简介：秦前红，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5]到今天强调要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更将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较之于之前的规定，更加注重审查技术性要素。

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常用语使用规范，包括常用的术语如何规范的使用，类似的常用语之间的区别及如何正确使用等。

如果将来出台了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为了保障其能够得到贯彻，就应当设定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的落实，来确认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是否严格遵守制定技术规范的规定。总则一般规定的是该规范的立规目的、立规依据、基本原则、相关术语的定义、实施部门等。三、基于制定技术规范优化党内法规的方法 基于党内法规制定技术在保持党内法规的一致性、可操作性中的作用，有必要出台专门的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并通过行之有效的保障手段来确保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最终能得到实施。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的层级应当确定为中央党内法规，如此才能对各个层级的党内法规的制定均具有约束力。

[2]当下党内法规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依靠制度管党治党已经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性工程。党内法规的进步与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立规预测、立规规划、起草、形成法规后的解释以及修改等各个方面，只有多头并进，协同发力，才能实现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善和规则的优化。

此外，运用制定技术规范也有助于限制党内法规适用者的滥用，确保立规意图能够真正得到贯彻。2.绝大多数党内法规未设置目录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印发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规定，法律设有章、节的，在正文前须列目录将各章、节的名称按序列表述，各章下的节单独排序，附则单列一章。

[21]这对党内法规的完善和提升立规质量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绝大多数法规均会明示自己立规的根据为何，如《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制定根据为党章，还有的是笼统地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有关规定。

这些规定均说明了相关工作应坚持的旗帜和方向，工作方针和目的，可归入原则之中。（三）从观念上重视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的作用 立法并不是对社会现实简单的复写，而是有着高超技艺的学问，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情感而又不受任何情感支配的最高智慧。党内法规制定技术直接影响党内法规的质量，进而影响其实施，就国家法而言没有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就没有立法的现代化。从中央党内法规来看，绝大多数法规都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只有极少数的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无上述三部分。

（一）是提升党内法规质量的必然选择 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人提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是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倘若只是笼统的规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中央规定制定本法规，就不具有实际意义。

提升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应当注重党内法规制定技术的作用，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同时在制定技术规范出台后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来保障制定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并且应当在观念上重视立规技术规范的作用，努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者的水平，构建符合党内法规实践的立规助理制度，以确保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立法技术规范》规定对立法目的表述应当用为了，而不用为，但是，在实践中，中央层面的党内法规的立规目的的表述较为多样，二者均有使用，但是使用为远远多于使用为了。

过多的政策性话语、语言过于含混，容易产生歧义，难以对每个人唤起同样的观念。但这种方式远水解不了近渴，将这些原则性、政治性较强的用语置于党内法规总则之中或是较为稳妥的选择。